本文是《中国工业经济》第637篇观点精粹，欢迎阅读。查阅论文原文和数据等附件，请访问《中国工业经济》网站或登陆中国知网下载。

　　原文刊发：《中国工业经济》2020年第10期，原标题为《节能目标约束下企业污染减排效应的机制研究》

　　节能是中国落实节约资源与保护环境两项基本国策的重要抓手和能源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中国郑重向国际社会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使二氧化碳排放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力争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由此可见，中国节能潜力巨大且节能决心坚定，但是，在具体的政策实施中却存在量大面广、能力短缺等一系列问题。而且，在节能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并没有考虑其可能产生的其他污染物减排的协同效应问题，节能与减排之间往往被分别对待，被制定了不同的政策要求。环境污染问题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所绕不开的话题。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曾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因此，节能和污染减排都是当前中国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如果能够厘清节能与污染减排之间的关系，分析在节能政策约束下，企业为了完成节能目标有何反应行为，而这些反应行为又将如何企业污染排放情况，将会为中国进一步完善规制政策、加强科学治污提供支撑。

　　从微观的企业角度来讲，节能与污染减排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一对应的，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取决于很多因素。首先，从产出行为的调整来说，产出扩大会提高企业污染排放，二者之间是正向关系。节能政策的目的并不是影响企业产出情况，但是可能会存在企业为了完成节能目标而调整产出的情况；其次，从生产过程优化行为角度来看，这里又包含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和能源使用结构的改变。一般来说，这两点都会使企业污染排放降低，但是这两条途径在企业层面都会发生作用吗？是否存在单位产出能耗降低推动产出扩张进而增加污染排放的情况？；最后，从污染处理行为来讲，污染物的排放量=污染物产生量-污染物处理量。从企业的污染物产生量看，产出的增加会增加污染物，二者之间正相关，而能源使用效率的提升和能源结构的改变也会影响企业污染物的产生情况。此外，污染物处理量与企业的治理投资等末端处理方式相关。以上几点，都是在节能政策下，可能会影响企业行为的方式，企业行为方式的改变可能会对其污染排放情况产生影响。由此可见，节能与减排之间的关系不是单一角度就可以清晰阐述的。揭示节能政策与污染减排之间的机制将会为未来环境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将节能与污染减排统筹起来，以期实现节能与减排的共赢。

　　韩超等发表在《中国工业经济》2020年第10期的论文《节能目标约束下企业污染减排效应的机制研究》基于2006年实施的“千家企业节能行动”研究节能与减排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影响机制。主要研究发现如下：经过研究发现，节能政策显著降低了企业二氧化硫排放量，节能政策与企业污染排放之间存在协同效应。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成立；研究节能政策与污染减排之间的影响机制时发现，节能政策引起企业污染排放降低的动因在减产、能源使用效率提升等方面均有直接证据，但是能源结构改变并没有发挥有效作用；在考虑不同类型的企业在减排机制上的差异时发现，国有企业在实现节能目标方式上与非国有企业存在显著差异，其更多采用减产的方式实现节能目标，而非国有企业趋向于采用提升能源效率的方式，因而非国有企业展现出更好的污染减排协同效应。同时还发现，污染减排协同效应在区域间和大小企业间也存在显著差异，而且反应行为以及差异化的污染减排协同效应均与其节能目标完成方式紧密相关。

　　基于以上发现，本文认为未来制定环境政策时，中国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第一，加强污染治理政策间的统筹协调，最大程度发挥不同政策之间协同减排效应。中国的政策制定与实施存在显著的部门化特征，不同部门间的政策制定以及政策实施均存在协调问题。中国已经度过了高速发展以及粗犷式发展的初级阶段，以高投入、高污染为代表的发展阶段已经一去不返。同时，在污染治理方面，以“一刀切”式不计成本的污染治理方式也已经不符合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发展方向。如果忽视不同政策之间的协同减排效应，不仅会浪费公共治理资源，甚至还会损害污染治理的效果。中国需要通过大数据优势，建立覆盖各部门各层级的污染治理政策库，降低不同部门政策间协调的成本。另一方面，通过加强不同政策制定与实施还可以提高政策制定与实施的透明度，便于提高政策的实施效果。

　　第二，在污染治理方面，相关政策制定时应该对政策的协同影响进行综合评估，以此获得更为科学的政策影响，从而为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决策参考。污染治理涉及到生产过程中要素优化、效率提升以及末端处理等过程，涉及到这些不同过程的政策产生协同减排也应该计入政策收益中。同时，对于一些政策可能产生的负面的污染治理效果也应该进行科学评估，同样进入到政策制定与实施成本收益科学决策中加以考虑。再者，随着不同类型政策作用到同一企业，政策之间是否存在相抵触的方面，是否会让企业左右掣肘。未来中国需要统筹政策的基础上，加强对相关政策制定与实施前的评估，尽量使政策发挥协同促进效应而非相互抵触，避免造成治理资源的浪费与效率低下的问题。

　　第三，政策设计应该以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为最终的目的，并以此进行科学设计。政策目标在制定过程中要对企业的情况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细致化的调查，以科学的视角分析企业完成目标的潜力。避免出现由于政策目标设定过高，企业出现减产、停产等有损于自身发展的情况。无论是采用更加环保的新技术、新设备，还是使用新型的清洁能源，对于企业来说都不是在短期内可以完成的。如果在政策设计上可以考虑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将环境政策看作激励企业进行创新和技术改革的方式而非企业的枷锁和负担，将环境政策与企业发展统一起来，无论是对企业健康发展还是对中国经济的转型来说都是双赢的。具体到国有企业，还要同时推进国有企业深入改革，逐渐降低“非经济性属性”给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带来的负担。国有企业由于其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在环境污染治理中往往也承担了比民营企业更重的减排任务，而这对可持续发展和国有企业发展均可能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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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汪晨，万广华 ，吴万宗.中国减贫战略转型及其面临的挑战[J].中国工业经济.2020,(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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