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关系到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影响着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民族和个人。西方工业社会目睹了二战以来经济和社会迅猛发展的人间喜剧,领略了科技革命给人类带来的空前无限的风光但也亲身体验了环境破坏所带来的生态危机的切肤之痛。人口急增能源短缺、全球性气候变暖、臭氧层的破坏、土地的沙化、碱化和退化水土的大量流失、森林减少、空气、水等的严重污染、物种的灭绝等等一系列严重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扩张,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重大问题,而在经济发达国家,这些问题为害尤烈。中国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全面推进的转型时期,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使得环境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人们终于认识到,人与自然应当相互依存,经济与环境必须协同发展。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对传统发展观念的反思,到上世纪90年代“可持续发展”成为联合国有关发展问题一系列专题国际会议的指导思想,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越来越受到重视。一般来说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这三者之间有着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其中,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整个可持续发展体系中的核心。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指在鼓励经济增长以体现国家实力和社会财富的同时,不仅重视增长数量,更追求改善质量、提高效益、节约能源、减少废物,改变传统的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为特征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实施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
关于环境的概念不同的学科领域有不同的定义,这里主要是指自然环境。自然环境是人类出现之前就存在的,是人类目前赖以生存、生活和生产所必需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总称,即阳光、温度、气候、地磁、空气、水、岩石、土壤、动植物、微生物以及地壳等自然因素的总和,也就是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人类的自然形成的物质、能源和现象的总和。环境保护,就是指采取行政、经济、科学技术、宣传教育和法律多方面的措施,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使之更适合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也就是人类在实现自己的经济发展目标的同时,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或者使环境向不稳定和无序的方向运动,特别不能使生命支持系统遭到继续破坏而使生命之网瓦解。
环境保护与人类生存和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是经济、社会发展及稳定的基础,又是重要的制约因素。当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成为阻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威胁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制约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影响人民真正享受发展成果的重要因素和关键问题。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得到全面改善和提高,不仅要实现经济上的富裕,更要实现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和生活;不仅要保障人们的衣食住行、医疗、教育,更要保障人们能够健康生活、长远发展;不仅要维护公众在个人物质财富上的合法权利,更要维护他们依法享有生态环境等公共资源的权益。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政治民主、社会公平的国家。由此可见,对于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于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建立在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上,所以国家保护整个生命支撑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以及生物的多样性;解决水土流失和荒漠化的重大生态环境问题;保护自然资源,保持资源的可持续供给能力,避免脆弱的生态系统;发展森林和保护城乡生态环境;积极参加保护全球环境生态方面的国际合作,努力使我国的环境污染得到控制,重点城市的环境质量有所提高,自然生态恶化的趋势有所减缓,从而逐步使资源、环境与社会的发展相互协调。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最为突出的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是,由于二氧化碳排放所引起的温室效应、由于二氧化硫排放的增加引起的酸雨危害、由于大量使用氟利昂所造成的大气臭氧层破坏等。在这些方面发达国家肩负着更大的使命。因为这些国家的消费水平按照人口平均量计算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所以造成的环境污染也更严重。空气污染如此,其他方面也类似。另外,发达国家需要采取行动,控制它们向发展中国家出口不再被允许出口的有害物质和不安全技术。作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一员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深知自己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中的重要责任。中国在发展中,对自身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种种资源、环境、问题的困扰,和对因地球生态环境恶化而引起的各种环境问题已有深刻的认识。中国将以/全球伙伴0的精神参与环境与发展领域的广泛国际合作,认真履行中国加入的全球环境与发展方面的各项公约,不懈地致力于中国所应承担的义务。为此,中国政府将继续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高度的重视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工作,以更积极、认真和负责的态度参与保护地球环境及追求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各种国际合作。
从某种意义上讲,任何一个生态系统,包括人类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都由四个要素决定:一是环境,即自然界的光照、空气、水分、土壤等;二是生产者,即植物,它从大气中吸取二氧化碳,从土壤中吸取水分和矿物质,经过光合作用使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和生物能,从而使无机物变为有机物;三是消费者,即动物和人,保证种群、环境以及社会平衡运行;四是分解者,即微生物,它把植物、动物残骸和排泄物分解为简单的物质或元素,重新进入环境。所以,要实现人类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就要求保持人类生态系统网络中各个生态因子之间的协同与平衡,要求物质和能量及信息的输出与输入,既在数量上相对接近,又在质量上促进生态系统的适应和演变进化。只有这样,才可以通过协同机制,将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人类生态系统的发展保持在持续稳定的状态中。总之,生态系统的建设和保护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生态系统保护和建设好了,不但会为发展经济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且本身也会有直接的经济效益。经济要发展,生态系统的恢复和建设必须先行,生态系统的建设和保护既是环境保护的中心环节,也是当前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中心环节。尽快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森林、草场等自然生态系统,是当前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绿色大开发是以生态系统的建设和保护为主并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不能出现为追求经济效益而违背自然规律,盲目营造当地不宜的经济林的现象。森林建成后的开发也要予以必要的限制。只有将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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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83年，世界粮农组织就出版了《山羊》一书，该书针对委内瑞拉部分地区所存在的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草原植被破坏问题，用了整整两章的篇幅为山羊“澄清了事实”，并反复强调指出，山羊作为地球上的最优秀的和最有益的家畜之一，并不是草原生态恶化的元凶。我国宁夏自治区畜牧工作站副站长、高级畜牧师龚伟宏同志也从生物学的角度较全面地透视了山羊和绵羊的生活习性，指出“山羊嘴部不像绵羊那样有较深的二裂唇，不能紧靠地面采食牧草。而且，山羊喜食草尖嫩叶，在草原放牧中的一次采食率仅为14．6％，而绵羊则高达25．19％。此外，山羊喜攀崖、善游走、耐旱耐粗饲，适应性和生活力比绵羊及牛群更强，它可以采食到其他动物不能利用的高山悬崖上的牧草，可以限制危害草原的荆棘蔓延，并且往往能在人为砍伐的林区、挖垦过的草原和其他动物掠食过的退化草地上，继续生存并为人类提供优质产品”。实际上正是山羊具有上述众多可贵的特点，加之人类的趋利行为和不合理的利用，才使人们忽视了山羊背后的砍伐者、开垦者和破坏者，进而产生了“凡是草原退化的地方，都有大群的山羊”、“山羊破坏草原生态”等片面看法。
诚然，山羊确有喜食幼树嫩枝的特点，对幼树林有一定的破坏作用。但是应该看到的是，在人类管理不当或管理失控的条件下，任何家畜的放牧，都会破坏幼树的生长、妨碍草地的恢复。长期以来，我国西部地区所存在的人为开荒种地、挖甘草、挖黄鼠、抓发菜和铲草皮以及对绿洲周边天然植被的人为破坏，无不“有效地推动了”这一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我们认为，将山羊视为我国草原沙化的根源，实在是一种“歪理邪说”；而对山羊实施“制裁”或者说将解决问题的思路局限在消灭山羊的数量方面，无疑是让没有思维能力、没有环保意识、不懂政策的山羊充当了人类趋利行为的“替罪羊”。
我国西部地区的广大草原虽然从上讲属于国家所有，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这些草原实际上已成为该地区每一个牧民都可以自由地免费利用的“公共资源”。在学上，所谓“公共资源”是指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资源：一是这些资源不为哪一个个人或组织所拥有；二是成员可以自由地利用这些资源。这两个条件决定了共有资源具备了“竞争性”的特点但同时却不具备“排他性”的特征。所谓“竞争性”是指在提供给羊群生长的草原面积为既定时，当一个牧民所放养的羊群数量增加时，那么留给其他牧民使用的草原面积就自然减少。“竞争性”特征“迫使”每个牧民不得不增加自己的养羊只数。所谓不具备“排他性”（或简称为“非排他性”）是指几乎不可能对在草原上放牧的牧民征收费用，或者说很难用收费的办法来阻止人们过度放牧。
早在18世纪初，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家和学家大卫休谟（1711－1776）便认识到在人们完全从“私人动机”出发而自由地利用公共资源时，公共资源将倾向于被过度利用、低效率使用甚至浪费；并且过度利用还会达到使任何利用它的人都无法得到多少实际好处的程度。公共资源的利用之所以存在“悲剧”，直接原因在于，每个可以利用公共资源的人都面临着一道类似于“囚犯难题”那样的困境：当总体上大家都有增加利用公共资源的可能性时，自己加大对公共资源的利用而其他人不加大利用时，则自己的利益将增加；至于在其他人也加大对公共资源的利用时，自己若不加大对公共资源的利用则自己显然“吃亏”，而自己也不失时机地加大利用公共资源就会“避免损失”。最终后果是每一个能够利用公共资源的人都将会毫不留情地加大利用公共资源，直至草地上不能再养羊时为止，即出现“纳什均衡”。
运用一个简单的数量模型可以证明上述推论。设某牧区有X户牧民（下文令X＝3），由于草地面积一定，则该草地上可养羊的最佳数量就为一个确定的数字（这一最佳量将在下文给予推导），如果羊的数量过多，养羊者所养的每只羊的收益将会因为草地的有限而降低。用数学语言来说即单位羊的收益是养羊数量的减函数。若用R代表一只羊的产出（或毛收益），Q表示三户牧民的总养羊量，q1、q2、q3分别代表三户牧民的个别养羊量，则有：R＝f（Q）＝f（q1＋q2＋q3）。再设一只羊的具体收益函数形式是：R＝100－Q；单位羊的成本函数是：C＝4元；三户牧民的养羊利润分别用P1、P2、P3表示，则由于“利润＝总收益－总成本”，所以，每户牧民的利润函数便分别为：
三个反应函数的交点（设分别为q1＊、q2＊、q3＊）即纳什均衡。将q1＊、q2＊、q3＊代入上述反应函数中，可得知：q1＊＝q2＊＝q3＊＝24（只），再代入利润函数则可求得三户牧民的均衡利润：P1＊＝P2＊＝P3＊＝576（元）
这表明，当不存在集体协调机制时，每户牧民都从自身利益极大化这一目标出发，那么每户的均衡养羊只数将是24只，均衡利润量是576元。三户牧民的总养羊只数和总利润量则分别为72只和1728元。
然而，若在其它条件（即单位羊的收益函数与成本函数等）不变时，我们放弃该草原为三户牧民所共同拥有的假定，而设其为一户牧民所拥有（或存在一个集体协调机制），且设该草原的养羊总只数为Q，则显然有：总利润函数P＝QR－QC＝Q（100－Q）－4Q＝96Q－Q2
设：使总利润极大的最佳养羊数为Q＊，那么该最佳养羊量必会使总利润函数的导数为0，即：96－2Q＊＝0，解得Q＊＝48（只），代入总利润函数得：P＊＝2304（元）。
比较两种情况不难发现：既定的草原面积下，三户牧民出于各自利益考虑而独立决定的养羊总量（72只）是大于一户牧民（或存在集体协调机制时）所决策的养羊量（48只）的。而实际上，存在集体协调机制时或一户牧民所决策的养羊量显然是该草原本来能够承载的最佳养羊总量。众所周知，草原本来能够承载的最佳养羊总量的突破（即草原的过度放牧）所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草地资源得不到有效恢复，直至出现地表植被消失和草地沙化等问题，从而最终造成草原的实际可能载畜量下降、牧民养羊收益减少。
我国的有关资料充分证实了上述与数量推导。例如，我国新疆全境草地退化和沙化面积已达2133万公顷，占草地总面积的37．2％，更为严重的是，新疆全境草地现在仍以每年29万公顷的速度在退化。至于青海省，退化的草场面积也达到1173万公顷，占草地总面积的32．3％；沙化草地193万公顷；草原植被消亡、土地的黑土滩面积已达333万公顷。宁夏则有97％的天然草原在退化、和沙化。草地的退化、沙化使其产草量和载畜量已经严重下降，在新疆，平均需要1．49公顷（22．35亩）的草地才能承载一只牲畜。二、维护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对策比较
第一，政府干预或者说政府向牧民征收牛羊税。例如，在2000年上海举行的一次名为“走经济全球化道路：在新世纪的机遇和挑战”国际学术会议上，华裔加拿大经济学家徐滇庆教授便呼吁，中国政府应征收牛羊消费税。据他认为，把从牛羊肉消费中征集来的税收的一部分用于帮助农牧民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另一部分则可用于解决政府帮助农牧民转向其它产业所需要的财政经费来源。不过在我认为，对牛羊征税虽有或依据（即便国家是向牧民征税，也有依据。因为在我国的法律中，草原资源的产权被界定为属于国家所有，作为产权主体，国家显然有权力向牧民征收牧羊税），但是，在我国真正实施征税政策还是存在很大的。对牛羊课税的经济学含义即移动牛羊产品的供给曲线，税收的增加将促使供给曲线向左上方移动，这一过程必然带来均衡点的移动以及牛羊产品价格的上升和均衡产量的减少。即使是对牛羊征收消费税，最终后果也可能会加重牧区人民的经济负担，严重的是将可能导致牧民失去生活的来源。特别是在牧民没有其它就业渠道的前提下，税负的加重无疑会使牧区人民的脱贫致富速度减慢，甚至还会使牧区人民陷入生存危机的困境之中。
具体说，如果消费牛羊产品的消费者是不受宗教和习俗制约的非少数民族人口，那么，牛羊消费税的征收以及客观存在的替代效应将可能改变其对牛羊肉产品的需求，即需求曲线的斜率会发生改变，需求曲线将可能变得较为平缓一些或更富有价格弹性这一结果将是：因供给减少所导致的价格上升不仅不能增加牛羊产品提供者的收入，反而会导致牛羊产品提供者（西部地区人民）的收入下降。
另一方面，如果消费牛羊肉的消费者是那些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那么，受消费习俗或宗教因素，他们对牛羊征税的反应将是不会明显改变其需求曲线斜率，这时，西部少数民族消费者所面临的问题将是不得不分担更多的税收。至于西部地区牛羊产品的生产者则会因均衡产量的减少而使实际总收益下降。尽管政府税收的增加可以用于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方面，但是“双退双还”措施在近期所造成的农牧民直接收入的减少却是不争的事实。总之，征税不仅会通过加大牛羊生产者的成本、削弱牧民的市场竞争能力而降低牧民的收入；而且会增加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消费者的生活费支出；此外，还会导致“消费者剩余”的无谓损失。因此，在不能给牧民提供其它有效的生活来源渠道之前，加征牛羊税对原来就贫困的广大西部地区来说是不可取的（至于以行政手段禁止牧民养羊更没有道理可言）。
第二，重新界定草原的产权。即明确草原的产权主体，或者允许土地（草原）自由贸易。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在2000年参观江苏改制时，曾建议通过“进一步明确土地的产权”来推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主张改革土地（或草原）资源产权的经济学家依据产权理论，认为产权制度作为一种安排，具有节约费用的作用，它能以低费用的方式解决人们在使用稀缺资源（如草地）中的冲突。换言之，按照产权学派的观点，将草地分给牧民私人所有，将会促使牧民充分关注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过度放牧现象也就可以得到彻底的解决。然而我们认为，在我国现有的制度框架下，无论是对土地资源进行“私有化”改革还是实行“自由贸易”改革均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重大障碍。
既然“禁止牧民养羊”的行政干预办法、“征收牛羊税”办法以及“进行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办法，在解决西部草原地区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上或不可取，或在近期内不具备可行性，因此，我们提出“人口迁移或减少牧区人口数量”的对策主张。
实际上，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根本原因乃在于人口过多。按联合国沙漠会议规定，干旱区每平方公里土地负荷人口的临界指标为7人，半干旱区为20人，然而我国西部地区诸省区的情况如何呢？大多数地区的人口都超过了此临界指标。以宁夏为例，，其山区人口较1950年代初期增长了250万，人口超过临界指标2．3—2．4倍。必须看到的是，在化与现代化没有完成的传统社会或落后地区，过多的人口数量或过快的人口增长必然导致资源的过度利用和草地的过度放牧，因为，在工业化不发达的前提下，草原地区的人民只有依靠增加牛羊放牧数量才能维持其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如目前宁夏山区的牛羊数量较1950年代初便增长了274％，牲畜超载2．3倍。（9）可见，草原牲畜放牧的超载，首要原因是草原上人口数量的超载。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首先考虑的对策就应该是设法减少西部牧区的人口总量，而不能象现在一些地区那样简单地“消灭山羊或不允许牧民养羊”。而且从理论上讲，西部地区牧民的减少或牧区人口的转移其实是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与工业化、现代化进一步推进的必然，人口的转移不仅是西部生态环境保护的客观需要；而且是西部地区工业化的必然要求。三、牧区人口转移或城市化应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来推进
人口迁移可以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机制下进行：一是在政府的计划安排下进行“移民”。二是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落后地区的农牧民向发达地区或城市流动。
从我国实践来看，政府组织的“移民”具体包括两种移法，（1）政府象转移三峡库区移民那样转移西部牧区的牧民；（2）政府出面（或组织农牧民）建立小城镇来实现农牧业人口向小城镇的转移。很显然，由政府出面组织象三峡移民那样的西部人口大转移是不切实际的或难以进行的；至于政府通过行政规划的方式来“小城镇”进而实现人口的转移，虽然愿望非常美好，但实际执行效果却不是十分理想。由于城镇建设与繁荣的前提是化的发展，没有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小城镇建设必然会陷入“有城无市”或城镇“人气不足”窘境之中。一段时期以来，我国一些地方所出现的已进入小城镇的农民又返回的现象明显表明，进入“人为造就出来的小城镇”的农民若不能享受到工业化所带来的较为稳定的就业、收入、保障、舒适的生活方式等等方面的“实际收益或好处”，那么，他们是不可能安心于小城镇生活的。鉴于此，我们认为，实现我国西部地区农牧民的“空间转移”应主要市场机制来进行，而不能主要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当然，让市场机制在人口迁移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并不表示政府在人口迁移上的完全“不作为”，以市场的力量来转移人口要求政府在推进城市化和人口流动等上应该贯彻执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具体说来，政府的主要精力是不应该放在动员或组织农牧民“建造小城镇”上，而应该放在改革农牧民进“城”所客观存在的“门槛”限制问题上（如消除户籍管制等）。
不过，消除过高的进城门槛、让农牧民自主选择迁移方向或目标，会使一些人产生不安与顾虑，其中，最大的担忧是农牧民将因此大量涌向城市，从而造成城市的拥挤、就业的紧张、社会治安的混乱、城市环境的恶化等一系列所谓的“城市病”问题。诚然，农牧民进城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上述诸多“城市病”，但是我们认为，不允许农牧民进城所导致的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不均衡发展（或城市化滞后）所引起的种种“农村病”问题则更为严重。笔者在“慎对广义小城镇”和“不允许农民进城的负效应不容忽视”等文中，将只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而不允许农民进入“现代城市”所带来的“农村病”问题归纳为五大方面，这五个方面是，（1）在行政手段推动下加速进行的小城镇（尤其是乡村集镇）建设，使我国的土地资源出现了严重的粗放式利用；（2）小城镇建设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甚至生态破坏问题极为严重；（3）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来说，仅依赖小城镇的发展而没有现代城市供给的增加和城市规模的扩张，既不可能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也不可能使城市的规模效应或聚集效应得到充分发挥与体现；（4）小城镇建设在扩大国内最终需求、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上没有明显的效果；（5）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模式，对于农民改变其传统的行为方式、实现其个人角色转换乃至个人现代化等是极其不利的。
其实，农民进城后所可能造成的“城市病”问题，从根本上讲只是一个管理上的问题、技术上的问题和发展中的问题。只要我们的城市政府：第一，切实通过深化自身机构改革和体制改革来提高政府的运营效率；第二，将工作重心由现在的“管理国有”转移到“管理城市”方面来，那么，所谓的“城市病”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众多人口超百万的现代化大都市在政府和市场的双重有效管理下，不是都没有出现灾难性后果吗？甚至连规模不经济现象也没有出现；而我国的一些特大城市不是也没有出现规模负效应问题吗？王小鲁、夏小林对城市的规模收益与外部成本的计量模型表明，城市的经济效益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明显上升，在150万－200万人之间，城市的净收益规模达到最大。因此，以为降低农牧民进入中小城市的门槛后就必然会造成灾难性的“城市病”和规模不经济等问题是没有依据的。（至于一些发展家在城市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城市病问题，我们认为，关键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城市政府管理不力或者说严重与城市管理效率低下等方面，而不在于放松人口进城限制本身上。）
总之，减少西部牧区人口的重要途径在于加速我国西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而推进城市化，迫切需要政府深化我国的户籍制度、行政体制、土地制度以及城市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改革。我们应该降低农民进城的门槛，允许落后地区的人口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向发达地区或大中小各类城市转移，毕竟人口迁移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要求；是缩小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维护广大西部地区生态平衡的有效途径。
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的战略问题。我国林业部门也根据这一战略分别制定了国家及各省区的21世纪林业行动计划。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与林业分类经营有密切的联系。林地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林业可持续发展不可能通过无限制扩大经营范围来实现，只有通过对林地资源充分有效的利用，提高林地生产力水平才是林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方向。
实现林业分类经营，基本指导思想是根据森林主体功能的发挥来经营森林。商品林追求的是投资的经济效果，其经营行为完全是一种商品生产行为。商品生产行为主要受市场经济规律约束。因此，对于商品林经营不宜采取太多行政手段去管理，也不宜采用严格的计划去控制，而应由企业根据市场做出选择。生态公益林则以森林生态公益功能的发挥为主要经营目的，而生态公益功能则不可能直接体现为经营者的经济效益。因此，必须通过宏观调控，以总体功能最佳为指导，协调经营行为，理顺经营与受益、投入与产出的关系，才能保证其经营走上良性发展道路。林业分类经营其实质是林业经营的集约化与细分化。通过分类经营，可使经营对象整体功能发挥最佳，实现高效经营，使有限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这即有利林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对协调社会经济的发展，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经济发展与资源利用等都是十分必要的。
（1）一是从加速生态建设和实施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认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标志，加强森林病虫害防治是保护森林资源，促进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环节。
（2）二是从减轻危害损失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高度认识。森林病虫害的严重发生，直接制约着森林资源的发展，抓好森林病虫害防治，不仅可以大大降低损失，保护森林资源，而且能够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3）三是从实现新世纪林业跨越式发展的高度认识。森林病虫害防治对加快造林绿化步伐，改善生态环境，提高森林资源质量，促进产业发展，担负着支撑保障任务，实现林业跨越式发展必须加强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
预测预报是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的重要基础。林业部门应该坚持把病虫害的调查监测工作放在首位，对辖区内的全部森林资源进行病虫害调查监测，要以全面、及时、准确地掌握森林病虫害动态作为基本目标，确定专人、固定地块、明确对象、指定方法、定时调查，做到及时发现、及时除治，坚决避免平时不调查，等到发现已是严重危害的局面。从发展看，全国要以部级中心测报点为龙头，以省、市重点测报点为骨干，以县级测报点为基础，尽快建立起一个覆盖全国的、健全的预测预报网络体系。不仅要能够及时掌握全国森林病虫害发生情况、发展动态，进行区域性短期预报或预警，而且能够结合林木资源状况、气候气象条件等相关资料，为国家林业主管部门宏观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同时，要通过对主要森林病虫害的一般调查和系统观测，不断积累基础资料，建立起数据库，用高新技术和监测信息处理系统开展监测与预报工作。当前，体系建设的重点是部级中心测报点、省市重点测报点的仪器设备等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手段的提高和管理制度的健全，要达到仪器设备现代化、技术先进、管理科学规范，使监测和测报能力能够适应防治工作的需要。【摘要】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人类对环境的影响日趋剧烈。与此同时，森林的生态环境调节功能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林业不但是一个物质资料生产部门，同时也是生态公益功能生产部门。林业生态公益功能的认识不能只停留在宣传上，还要做到针对森林的公益功能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
由国家林业局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森林分类区划标准与方法，各地按照区划标准与方法尽快完成森林分类区划工作，在将森林资源区划为公益林和商品林的基础上，将公益林进一步区划为国家重点公益林和地方重点公益林，将商品林进一步区划为天然商品林和人工用材林。
对于重点公益林特别是国家重点公益林，实行禁伐，严格保护，只能进行抚育性采伐或者改造性采伐；对于天然商品林实行限伐措施，确保人工商品林的采伐额度。对天然商品林和人工商品林分别编制采伐限额并执行。
建立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纳入中央和地方财政预算，对公益林分别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给予相应的补贴；对集体及私人业主营造的林木被区划为公益林的，由国家收购，不愿意被区划为公益林的，当地林业主管部门应当与集体或私人业主签订禁伐、限伐协议并给予相应的补偿；对于私人业主营造的商品林，其不愿意继续经营又不能转让给他人的，也应当由国家予以收购并给予一定的补偿；逐步建立生态公益林补偿金缴纳制度，要求生态公益林使用者、直接受益于生态公益林的供水、风景旅游、林地矿产开采、征占用生态公益林林地等经营单位或个人缴纳生态公益林补偿金。
应当加强对公益林、天然商品林在伐区调查设计、伐后验收、采伐更新等各个环节的监督检查。其次，虽然对人工商品林的采伐限额予以放宽，主要由经营者按照森林经营方案确定，但是，人工商品林的采伐同样事关生态环境和水土保持，因此，经营者应当严格按照森林经营方案的内容实施，林业主管部门则应当加强对森林经营方案实施的监督检查。
严格来说，任何森林资源都具有一定的生态公益功能，可持续发展是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的战略问题。可持续发展与林业生态公益功能有密切联系。林业不但是一个物质资料生产部门，同时也是生态公益功能生产部门。对林业生态公益功能的认识不能停留在宣传上，我国林业部门应该配合好可持续发展战略，做好森林生态资源的管理和保护，充分发挥森林的生态公益功能。
从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看，一方面自专利制度诞生始，人们往往在垄断了一项权利后为了充分实施该项专利、实现利益最大化，不顾这项技术是否潜伏着生态危机，这种天然的利益导向性因此对环境造成了难以逆转的伤害。另一方面，专利制度促进生态技术创新所开发的“有益新物种”充分发展的同时，很大程度上对其他物种产生了竞争性的优势，进而人为地淘汰其他物种，导致生物多样性发生无可挽回的损失。专利制度在信息公开的基础上，在促进生物的人工繁育和培养的同时，又导致了野生动物和植物品种被过度盗猎和开发，进一步破坏生物的多样性，最终造成有限资源被无限自由过度剥削的“公地悲剧”。从资源利用的角度看，专利制度阻碍了新的、对环境有益的智力成果的研制，美国密执安大学教授米歇尔海勒提出了“反公地悲剧”，作为“公地悲剧”的镜像概念，“反公地悲剧”意指同一对象上的产权过多可能导致资源陷入利用不足或者闲置浪费的悲剧。“绿色技术”是与传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的技术相对应的，遵循生态原理和生态经济规律的，节约资源和能源，避免、消除或者减轻生态环境污染且拥有最小生态负效应的“无公害化”或者“少公害化”的技术、工艺和产品的总称。一些绿色技术的拥有者对其技术拥有过多的产权，所以常常会滥用其权利，使得他人利用开发其技术遇到重重阻碍，因而导致社会整体资源配置的不平和和效率低下。为了调整专利制度带来的“生态负效应”，我们可以从如下角度分析来解决问题。
从专利本身来看，我们必须对专利附加“绿色”的限制，将“绿色”要求加入专利授予条件并在专利审查中予以落实。具体来说，如果某一项技术是原始创新，那么在无异议的情况下其作出的阐述可以被自动接受；如果某一项技术并非原始创新，则需要将其与原有技术作比较，只有在该技术对环境更有利的情况下，其才有可能被授予专利。这一措施有利于顺应《知识产权协定》（TRIPS）第27条中规定的：对危及人、动植物生命和健康、或者严重破坏环境的专利，政府可以拒绝发证。以此真正实现“法律的生态化”，“法律生态化”这一概念最早是由金瑞林教授提出的，如今在已受到各国的重视。
从专利制度的角度来看，专利制度产生之初社会污染的态势处于生态环境可以自我调节的范围之内，其环境伦理尚未纳入人们的考量的知识体系。强制许可制度的重构是实现专利制度生态化的必然要求和具体举措。所以我们必须重点发展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专利强制许可，也称非自愿许可，是国家专利主管机关根据具体情况，不经专利权人许可，授予他人实施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一种法律制度。我国专利法（2008年修正）第49条规定，在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或者非常情况时，或者为了公众利益的目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给予实施发明专利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强制许可。但是笔者认为，对于“紧急状态”“非常情况”“公众利益”等概念较为宽泛和模糊，应当由法律进一步作出规定，以此保护合理限度内的私权。另外，我国对于强制许可的申请主体、申请理由、申请程序等各方面的规定限制较多、要求较高，还未充分实现TRIPS赋予的权利，所以关于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再建设必须在充分考虑公共利益的基础上放宽限制，尤其在环境保护方面将利益天平向公众一边倾斜，对专利权人的独享权利作出进一步的限制，充分运用TRIPS协议赋予的自，灵活使用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以适应社会的需要。我们必须认识到，强制许可制度是一把双刃剑，通过发挥其威慑作用，来限制专利权的滥用，保护公共利益。若实施不当会产生阻碍科技创新、侵害个体利益的负面作用。
专利制度是时展的产物，而在生态环境面临巨大威胁的情况下重新构建我们的专利制度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利益的天平在公共利益和私权的博弈之间不断平衡，以寻求不同时代的支撑点。在当今这个时代，生态环境利益则毫无疑问是我们捍卫“公共利益”必须考量的因素，我们不能再将环境作为牺牲品来发展经济，要始终坚信环境和利益之间的利益矛盾并不是不可协调的，法律终将会达到其应有的状态，终将实现其利益协调工具的作用。
水利工程在建设的过程中必然会对原有的河道加以改造，这就会对原有的水体及水文条件产生影响。凌河保护区水利工程在建设的过程中也同样如此，截流过程导致的坝址位置水流流速急速增加，截流完成之后上游河段的水流流速在水库的调节作用之下流速减缓，河道出现人为因素作用下的断流现象，这些都对河流原有的水动力产生影响。另外在水利工程的作用之下，原有的水文条件也同样有所改变，上游河道水位较比自然状态会有明显的升高，而下游的水位则相对降低，流量、流速的稳定性也随着人为因素的干扰而发生改变。原有的季节性流量高峰也随着人为的控制而变得平缓，水位落差也较比自然状态有很大的减少，这样对于水量的蒸发、渗漏以及循环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除此以外，水利工程建成以后，大量的水体滞留在水库之中，在经过长时间的与大气热交换之后，其温度以及流态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不仅如此，水利工程在建设的过程中还对水质产生了影响，施工过程对于原有地貌的扰动以及施工过程垃圾的排放都会对水体造成污染，降低原有的水质。人为的干扰还改变了河水原有的排污降解能力，由于水体在水库中的囤积，水体原有的纳污能力不断提高，而降解能力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这就会导致水体浑浊度提高，从而影响整个河道的生态环境。
根据诸多的调查数据显示，水利工程区域的大气温度以及湿度、风速、降水等都与水利工程的面积有着很密切的联系。水利工程所在地上空的空气透明度较比于居民区上方的空气透明度要高出8%～10%，并且比起陆地上空的紫外线辐射，水面上空也要高出30%。在温度方面，水面上空的温度也要较比于陆地上空低4～5℃，而湿度却要高出10%～15%。另外水利工程对于季节性的温度变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距离水库越近，季节性温度变化的幅度相对较小。
水利工程的建设对于水体生物的影响最为明显也最为直接，由于水利工程的影响，水生生物原本适应的生存环境发生了改变，大坝的修建对于鱼类的洄游产生严重的阻碍，这会对鱼类的生活周期产生很大的影响，导致鱼类原本的生活周期发生改变。并且由于水库的作用，水体流动性较弱，富营养化的问题比较突出，导致水中水生植物繁殖过度，进而影响水中氧气的含量，这不仅会对鱼类的生存造成一定的困扰，同时还会改变原本的鱼类种类，破坏了原有的食物链。
水利工程在建设的过程中会对库区以及其上游和下游河道的泥沙转移和沉降产生影响，进而导致生态环境发生改变。因为水利工程的作用，河道内的泥沙大量堆积，这必然会导致水体悬浮物含量增加，使原有的水体浑浊程度提高。而对于上游的河道，同样是由于水利工程的作用，其水位会有所抬高，但是水流流速却会下降，水流挟带泥沙的能力降低，这就导致水库上游区域泥沙堆积，河床被不断的抬高。不仅如此，下游河道也会由于下泄水流泥沙含量的减少而被冲刷，久而久之在水库及其上下游区段就会形成一个回水的三角洲，并且朝向水坝逐渐的升高。
有许多调查研究表明，水利工程与地震、塌岸、滑坡以及渗漏等不良地质灾害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并且水库蓄水的深度与地震强度系数有着直接的联系，高度超过90m的大坝，在地震时会表现出很高的震动级数，同时地下的震动也随着水库蓄水面积的增大而增大。另外水库岸边的土体抗剪能力会随着水位的升高而降低，汛期水位急剧升高，岸边塌方的可能性也随之提高。另外水库内的蓄水由于流动减慢，其水质容易受到污染，也会对水库所在地周围及地下水造成污染。除此以外，水利工程建设需要以牺牲某一区域的土地为代价，周围的居民要迁移，房屋和土地会被占用。另外在水库建成之后，由于水位的升高，周围的耕地会出现盐碱化趋势，而且会越来越严重，严重的还会成为沼泽地。
水利工程建设为国民经济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随着我国经济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政府和国民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早在多年以前就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要求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水利工程行业义不容辞。
法律的约束是解决水利工程水生态环境影响的根本措施，只有将影响防护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我国水利工程建设的负面影响才有可能逐渐消除。从水利工程的立项、审批、施工、运行的各个阶段实行严格的环保设施审批，对于不符合或者没有有效环境保护设施的水利工程坚决不予立项审批，在施工阶段有关部门也要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各项环保设施的建设给予监督，对于不符合相关环保法律法规的工程坚决不允许投入生产使用。这样通过政府部门监管力度的提高，来确保水利工程对水生态环境的影响能够降到最低。
在水利工程项目开始实施之前，要将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进行制度化，以制度的方式来规范每一个工作环节，确保评价结果的客观性，为规划和设计阶段提供一个良好的参照。首先要对工程所在地的水文、水质、气候、土壤、水生生物等环境状况进行详尽调查，汇总调查结果之后组织有关部门及人员对工程建成后对于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预测，并根据预测结果形成评价报告，避免由于布局不合理而给环境带来的难以消除的损害。
在水利工程建设的规划阶段，要在设计开始之前对工程项目所在地的水文资料进行详细的搜集，勘测当地的地质条件，汇总形成资料供设计参考，并在此基础之上对工程项目建成后对于周边生态环境的影响要进行综合性的考虑。确保工程建成后其运行的稳定性、防洪能力以及蓄水能力等，另外也要结合当地的地质条件，避免由于工程的建设而诱发地震，本着和谐发展的理念，为植物的生长以及动物的栖息创设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在施工阶段要建立相应的环保监测制度，并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对施工过程中生态环境的变化进行监测。确保施工活动对于环境所造成的污染能够始终保持在一个允许的范围之内，并在此基础之上实行岗位责任制，将环境保护的责任落实到各施工参与单位，提高监管力度。在施工的后期阶段，工程项目即将投入使用的阶段，要在施工区域进行全区的绿化建设，对在施工过程中被破坏的植被要进行恢复，并且根据实际情况合理搭配生物种类，维护工程建设区域的生态稳定。另外对于环境保护设施要进行严格的验收和试运行，确保环境保护设施与工程主体结构同时竣工，同时投入使用，对于环保设施未经过验收或者是验收不合格的工程坚决不进入使用阶段。
对于水利工程对水生态环境影响的防护除了以预防为主之外，还要加强动态防护工作，实施补偿机制。在水利工程建设以及运行期间，根据水生态环境的变化情况实施动态的补偿，根据环境的变化情况有目的地采取措施，降低水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在工程建设项目的建设资金中设定生态补偿机制资金项目，从根本上保证补偿机制能够得以实现。并且在水利工程运行期间，责成相关部门进行生态环境变化的监测，并根据监测结果制定相应的补偿计划，报环境保护部门审批之后执行补偿计划。
水利工程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重要程度不言而喻，但是水利工程对于工程所在地生态环境的影响也需要给予高度的重视，作为水利工作者应该对水利工程对于水生态环境的影响有一个充分的认识，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来消除水利工程对于工程所在地水生态环境的影响。让水利工程在为国民经济发展贡献力量的同时尽量减少其对于水生态环境的影响，和谐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
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需要大量的自然资源，要实现利润最大化就要将生态环境当成实现价值的物质前提，利用一切手段征服、剥削大自然，破坏生态环境。资本主义产生不仅破坏了自然环境，而且对人文环境也造成了严重的危害。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将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提高社会生产力。但是，大工业在推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对生态环境的污染、破坏以及对人及其社会的异化。
在马克思主哲学理论中具有十分丰富的生态环境保护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对自然的合理调节、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人在自然的发展中获得自身的发展的思想，为我们解决当代生态环境问题奠定了思想基础。他们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观点对我们认识和遵循自然规律，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具有直接的指导功能。这可以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观、发展观、人学观和文明观中了解他们的生态保护思想。
正如学者弗洛罗夫所言：“无论现在的生态环境与马克思当时所处的情况多么不同，马克思对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他的方法、他的解决社会和自然相互作用问题的观点，在今天让然是非常现实而有效的。”
生态环境保护关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也关乎中华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始终从社会实际出发，把建设生态文明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统一起来，真正走生态文明之路。以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集体提出的绿化祖国思想标志着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环境保护思想的探索与尝试；以同志为代表的第二代集体把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标志着对马克思主义生态环境保护理论的探索与深化；以同志为代表的第三代集体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发展战略，标志着对马克思主义生态环境保护理论的开拓与创新；以同志为代表的新一代集体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不断推进生态文明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书写了马克思主义生态环境保护思想发展的新篇章。
在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新时期，党中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目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和谐，强调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社会的可承受度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度统一起来，并以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环境保护思想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理论指向，指明了发展路径。
人类文明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发展历程，工业文明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但是随着生态环境的破坏，它的发展陷入了困境，这就呼吁人们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把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建立在生态环境良好发展的基础之上，使人与自然重新成为有机统一体，现实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构建比工业文明更加进步的生态文明。党的正式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第一次从文明发展的高度论述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国家的一项政治思想理念提出，标志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正式开始。
近几年来，我国政府坚持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为指向，以解决影响可持续发展和危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环境保护成效不断显现，污染防治能力大幅提升，环境监管机制不断创新，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的综合作用日益显现，部分环境质量指标持续好转。但是我国目前面临的环境形势依然严峻，根据2009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现在的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有：“一是水污染，全国地表水污染依然较为严重，湖泊(水库)营养化问题突出；二是近岸海域水质污染，近岸海域一、二类海水面积213208平方千米，三类为18834平方千米，四类、劣四类为47898平方千米；三是大气污染，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总体良好，但部分城市污染较为严重；全国酸雨分布区域保持稳定，但酸雨污染较重；四是水土流失，现有水土流失面积356.92万平方千米，占国土总面积的 37.2%。”如何解决这些生态问题，更好地建设生态文明，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环境保护思想提倡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也是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观点，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指导价值，它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途径。
[2][俄]弗洛罗夫.王思斌,潘信之,译.人的前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3]孙道进.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4]余谋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环境哲学思想[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6).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发展中所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日益突出，生态退化、环境污染加重，严重制约了现代化目标的顺利实现。因此，党的报告中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明确目标，并在十中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为了能够实现生态文明的建设目标，必须加强生态教育，提高全民族的生态道德素质[1]，使人们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转化为自觉的行动，进而解决生态保护的根本问题，从而为生态文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大学生是未来社会建设的骨干力量，是文明的宣传者、创造者和推动者。大学生的生态道德意识和观念直接关系到我国能否建成生态文明社会，能否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的持续协调发展。在此笔者以我校本科生全校公选课《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为例，结合其他高校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课程的经验[2，3]，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思考和总结，对该课程的教学模式的改革进行探讨，以期为生态文明背景下高校环境教育的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下，高校环境教育的主要目标应以培养学生的生态素养为主，通过普及环境保护的基本知识，提高学生的环境保护意识和技能；同时激发学生的环境责任感，使学生能够自觉自愿接受并执行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与节能减排的价值观。因此，在课程内容的设置上应进行相应调整。
1.强化生态学的系统思想和平衡理论。生态学是环境教育中非常重要的内容，由于同学们在中学阶段已经接触过生态学的一些概念和词汇，所以对这部分教学内容往往心存轻视。但是环境问题正是由于生态平衡失调所导致的，而生态平衡失调主要是由于人类在进行生产生活活动时，忽视了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性而造成的。从多年的授课经验可以看出，学生们对于环境问题的产生和解决以及我国环境政策的制订的理解都是非常表面的，缺乏对其背后原因的多角度深层次的系统剖析，其主要原因就是对生态系统的系统性及生态平衡理论认识不足所造成的。因此，在讲授生态学的内容时，同学们所熟悉的概念、词汇等略讲即可，重点在于帮助其理解生态学的系统思想和平衡理论。具体可通过一些案例来启发同学们进行思考，如温室效应是由于能源的消耗引起了全球气候的变化，由此又引起了一系列物种多样性的改变；又如污染物处理过程中的污染转移问题等。通过引导学生们对环境问题的多角度思考，使其能够从系统性和生态平衡的观点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2.重视环境伦理学教育。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科学技术手段的支持和法律制度的保障，更离不开环境伦理观念的支撑[4，5]。环境伦理观念是发展生态文明的依托和动力来源，而目前高校的环境教育大都偏向环境问题的分析和环境保护知识、技能的传授，却忽视了对环境态度、环境责任以及环境伦理的培养，从而无法成功激起广大学生有效的环境行动。因此，在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课程讲授上，应重视环境伦理学的教育，确保大学生接受系统的环境伦理知识，使其了解自然、了解环境、了解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从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树立正确的态度，逐渐养成爱惜资源和保护环境的良好意识、道德观念和良好习惯[6]。环境伦理学的教育可以在环境保护知识教育过程中穿行，如分析某一具体环境问题成因时可从道德层面深入剖析；或者在进行可持续发展教学时，向学生讲授可持续发展的伦理观等。除此之外，还应辟出专门的章节进行系统的环境伦理教学，使学生充分了解当前环境伦理学研究的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使学生们在充分了解这些观点的基础上，树立正确的环境伦理观，并自觉遵守环境伦理道德原则，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实现生态文明的建设目标。
3.注重案例分析的实时性拓展。环境教育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到生态学、资源学、环境学、伦理学、经济学、工程学等。目前大多高校选择清华大学钱易院士主编的国家“十五”规划教材《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该教材内容丰富，基本涵盖了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各方面内容。但是教材的更新毕竟具有一定滞后性，难以与当前不断涌现的环境问题同步，如当前社会的热点PM2.5和雾霾问题，教材上几乎没有提及，但是学生对这些知识有着强烈的渴求。因此，单单依据教材来制订教学大纲不能满足教学要求。考虑到教材内容的滞后性，在课程内容设置方面，可采用教材章节设置的思路和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理论，以当下公众关心的环境热点问题及环境保护形式和政策作为案例分析，使学生能够以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为基础，对当下发生的环境热点事件进行深入理解，这样不仅可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融会贯通，更能激发学生的环保热情与参与感，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7]。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作为一门公选课，面对的是来自全校各个院系、具有不同知识背景的大学生，如何深入浅出地将一门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的内容阐述清楚，并为学生所接受，是一个颇大的挑战。因此，授课过程中，可在传统教学模式之外，采用多种教学模式相结合的方式，以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1.专题化讲座。由于该课程的授课对象主要是非环境专业的学生，他们更多关注且熟悉的是当下的环境问题以及环境政策，如雾霾、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空洞、酸雨、物种多样性锐减、土地沙漠化、新能源和清洁能源、清洁生产、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等。专题化讲座可以就某一个问题的来龙去脉、影响危害、解决方案等进行完整系统的讲授。同时在专题化讲座过程中，更便于开展小组讨论以及课堂互动，通过引导学生思考，提高教学效果。专题化教学目前已经尝试了两年，通过这种方式，学生们对一些热点的环境问题和环境政策有了系统的认识和理解，教学效果良好。
2.利用优秀视频资料辅助教学。目前，随着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相关的影像资料日益增多。如果在传统的教师授课模式之外，采用适宜的影像资料进行辅助教学，将会给学生留下更加直观深刻的印象，有助于加强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如讲述全球变暖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让学生意识到温室效应的缘由及危害，以及措施、希望和行动；《子熊故事》展现给学生的是人与动物之间的和谐相处等。这些影像资料在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引发了学生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和思考，结合课后的小组讨论，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3.增加主题讨论和辩论。人们对于很多环境问题的看法并不相同，或者说，当把一些环境问题与人类自身利益联系到一起时，往往容易形成不同的观点。因此，可以在讲课过程中选取一些与学生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问题设计小组讨论或辩论，使学生能够充分发表自己的观点。例如关于素食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影响、解决雾霾问题和工业化问题等。学生可以分成两组，互相辩论，在阐明各自理由的同时，了解对方的观点。通过辩论不仅可以加深学生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也可以使学生认识到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系统性。这种参与式的教学方法，既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且锻炼了他们进行研究型学习的能力，受到了学生的喜爱。
为了实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美好目标，必须加强环境教育，尤其是青年学生的环境教育。环境教育课程和其他课程的区别在于：第一，知识比较容易理解，没有繁杂的公式推导，但是内容却非常丰富。传统的教学模式往往是由老师在台上喋喋不休，学生在下面难以集中精力。因此可以尝试采用多模式的教学方法，并注意教学内容的实时更新，强化学生的参与感，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从而改善教学效果。第二，环境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想让学生掌握环境保护的相关技能和知识，而是也让学生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在授课过程中应加强引导学生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系统思考和伦理思考，使学生在未来的工作岗位上真正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从生态文明的角度出发，建设我们的美丽中国。
[1]潘慧云.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的高校环境教育研究[J].山东化工，2013，42（12）：168-170.
[2]朱秀芳.浅谈普通高校《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通识课程教学改革[J].广东化工，2014，41（2）：139.
[3]罗国芝.高校《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课程教学[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2，（29）：222-223.
[4]黄巧玲.加强大学生环境伦理教育的思考[J].丽水学院学报，2012，34（4）：94-98.
[5]余谋昌.环境伦理与环境教育[J].环境教育，2010，（1）：5-9.
[6]张立.高校生态伦理教育的必要性研究[J].科技风，2014，（18）：194.
生态保护区一般自然资源丰富，环境优美，具有保护水源、维护生态系统完整性以及确保人类物质支持系统的可持续性等特殊功能。 [1] 但是随着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日趋增长的人口数量，给保护区可持续发展带来沉重的压力。如何能使保护区生态环境得到更好的保护，资源得到更充分的利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能够相互协调发展。文章以左江壮文化生态保护区为实例加以分析，提出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和建议，这为实现保护区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协调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作用。
按传统开发模式，只注重经济产值增长，而忽视为经济增长所付出的环境、资源代价。认为要发展经济就必须承受环境污染的代价。如国际流行的发展指标GNP就没有资源环境代价的体现，导致对发展衡量严重失真。许多国家经济发展历程都是走先发展经济，后治理环境之路。采取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造成了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和对环境的污染。随之资源和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开始显现。发达国家上世纪工业化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资源环境问题，诸如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失调、温室效应等等。随着经济不断发展，环境所而临的压力越来越大，环境资源的稀缺性日益突出，先发展后治理的道路己走不通了。不保护环境资源，经济就无法长久发展。因此经济要想取得持续、稳定、高速的发展，加强对其生态环境的保护，合理有序的开发利用资源是其经济发展首要前提条件。
经济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基础，也是环境保护的必要保证条件。如果停止发展经济，单方面保护环境资源，即所谓的“经济零增长论”，那将因噎废食。 [2] 改善和优化环境需要物质上、经济上和技术上的支持，经济发展可以为环境资源保护提供足够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只有发展经济，才能增强解决环境保护的能力。当然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是用环保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
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并非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加强环境保护能够淘汰落后生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而发展先进生产力则会更有力促进环境保护，因为良好的环境质量只有在适宜的经济结构和经济秩序条件下才能达到。要坚决杜绝不顾环境承载能力，只顾眼前利益、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错误做法。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承载力弱，而在长期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又存在着资本驱动型、资源消耗型的特点，经济增长与资源保障、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环境问题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只有走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保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期、稳定的发展。
生态保护区资源丰富多样，质量优良，给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因素。但其生态环境极为脆弱，受到外界干扰时，恢复能力较弱。一旦无序开发破坏，即发生退化和逆向演替现象，难以自然恢复。我国长期采用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高投入，低产出。造成了对资源的大量浪费，同时排放出了过多的污染物质，也加重了对环境的负担。
环境是人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又是发展生产的物质来源。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当人口不断增长后，所必需的生存物质也将激增。当发展难以满足需求时，势将无计划、无序向自然环境索取资源，经济在以环境被破坏为代价中求发展。加之生态保护区所在地一般处于偏僻位置，经济相对落后，人们普遍环保意识比较薄弱，发展经济往往成为首要选择，这给环境保护工作带来很大的压力。
我国很多生态保护区所在地经济不发达，部分地区居民还处于贫困之中。在这种状况下，人们更多的考虑是如何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而不可能投入更多资金来加强环境保护。同时经济落后的约束容易造成地方保护主义。当地政府为了发展当地经济，提高GDP产值，确保自身的经济利益。大量招商引资，引进一大批技术水平低、污染大的企业。这样往往导致有限资源大量耗费，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目前我国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的一种导向就是：环境保护是政府的事，消费者和企业则是制度的被动的遵守者，缺乏自觉遵守制度的创新和补偿。一旦制度出现了漏洞或监管不力，就会出现钻政策的空子情况。这说明现行部分环境保护制度确实需要完善与创新，如有严格的约束制度，一旦企业或个人的违约成本超过收益，在面临着成本与收益的权衡上，企业或个人必然会作出理性的选择。可见，增加主体的违约成本是制度创新的根本点。同时，环境破坏对企业而言只是一种外部不经济性，短期内常常对企业的经营状况不产生直接影响，因而企业缺乏对环保技术需求和对环保改造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左江壮文化生态保护区位于广西南部，地理位置位于2151N～2258N．10638E～ 10736E之间。保护区区域包括宁明县的驮龙乡、城中镇和明江镇，总面积为35677.65公顷。左江壮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核心区域是以宁明县的花山岩画为中心，包括珠山、龙峡山、达佞山、高山五个岩画点及其周围的区域，核心保护区面积为210公顷。保护 区地区生产总值现行价2004年53469.9万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3904元，其中： 第一产业产值22283万元，占生产总值的41.67%，第二产业产值16952.5万元，占生产总值的31.7%，第三产业产值14234.4万元，占生产总值的26.62%。该区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随着当代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逐渐发展，它们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逐渐增加，但仍然屈居二、三位。 [3] 左江壮文化生态保护区目前面临着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保护区内的花山岩画为国家的重点保护文物，目前正准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区多是土壤稀少、乱石散布的石灰岩生态脆弱区，石材丰富、植被稀少是该区的一大特色，过度开发会引起整个区域的生态破坏。为了实现环保与经济和谐共生发展，长期以来，广西自治区人民政府高度重视花山岩画区域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各级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文化厅委托编制的“花山岩画文物保护规划”； 广西环境保护局正在调查、研究编制“花山岩画风景名胜区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建设厅主持编制的“广西花山风景名胜区花山岩画核心景区保护规划”。通过这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强了对左江壮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生态保护，将有效促进保护区区域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经济会可持续发展。
人口增长过快会导致一系列资源环境问题。要严格控制人口总量，转变传统的生育观念，降低出生率，控制人口增长，同时相应要提高人口素质。目前保护区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较低，提高人口素质，可以增加他们工作的机会，有利于促进保护区的经济发展。其次可以缓解人口对环境的压力，通过实施农民知识化工程，增强农民的产业技能、务工技能和创业技能，能很好地减轻人口对生态环境建设的压力。再次提高人口素质可以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对资源的盲目和破坏性利用，扩大资源环境对人口的承载力。
进行保护性开发，是实现保护区环保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如果单从保护生态环境的角度去管理或单从发展经济的角度去谈发展，最终都无法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协调发展。环境与产业发展有着极高的相关度，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会间接影响环境系统。在对保护区进行保护性开发时，要因地制宜发展经济，利用生态环境和文化独特优势，发展相宜的产业。对那些低效率、易破坏生态环境的产业应该低投入或者退出。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自觉发展生态产业，打造出一批有优势的主导产业，这不仅有助于恢复生态循环和减轻环境压力，同时还促进经济的发展。目前，左江壮文化生态保护区以打造“花山岩画”为品牌开展壮文化生态旅游、以生态循环农业产业的发展、依托丰富“四棵摇钱树”资源加工业的发展以及新技术澎润土采矿等，这些主导产业的选择和进一步发展是变左江壮文化生态保护区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实现环保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
将经济激励与约束机制引入环境保护制度，运用价格与利益机制给经济主体提供充分的激励，实现生产、消费与环境保护的协调一致。论文参考网。对经济结构的战略转移实行调整，淘汰落后生产力，推行清洁生产，发展绿色经济，促进结构优化升级，推动绿色消费，发展先进的生产力。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必须坚决摒弃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求得的粗放型发展，从根本上解决结构性污染问题。左江壮文化保护区内的主要工厂布局在驮龙和县城，工业污水基本上直排至明江。特别是在冬季和春季，糖厂正值榨季生产高峰期，工厂每天排入明江的污水有1~2万吨，使明江水质下降，COD、BOD、PH值(6.6~7) 、氨氮等都明显超标。因此，政府要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法，严禁工厂企业超标排放。取缔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小企业，对重点资源开发区要施行强制性保护、对生态环境良好区要施行积极性战略，加速区域生态质量的恢复和生态环境重建。论文参考网。重点发展以清洁生产、循环经济、生态经济为特征的绿色生产力。
加大环保科技投入的力度，不断提高环保的技术水平。要依靠科技，大力开发、推广和应用先进适用的生态“友好型”实用技术。论文参考网。集中力量研究开发一批对可持续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关键技术，提高可持续发展技术水平和能力。鼓励和支持企业采用高新技术，使用新型能源。加快建立和完善以开展清洁生产为重点的工业污染综合防治模式，走低能耗、物耗、少排污的清洁生产发展道路。
要以左江壮文化生态保护区作为生态教育示范基地，开展环境保护的宣传活动，加强对群众的宣传和教育，树立全民环保意识，使群众认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自觉参加到环境保护的行动中。环保部门要通过综合协调和统一监督管理工作，建立完善的环保监督管理体系。实施绿色GDP，力求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统一起来，树立环保整体观念，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彻底转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1] 周国富.草海自然保护区土地利用调整之生态经济对策 . [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1）:1-5.
[2] 廖赤眉，严志强等 .可持续发展导论.[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
[3] 黄建清，胡衡生等.左江壮文化生态保护区土地可持续利用研究. [J].改革与战略，2007（5）:72-74.
